近日,香港公眾意見(public opinion)再次分化,這次的因由是一名非法滯留香港九年的12歲男童肖友懷。肖友懷於2006年被外婆用雙程證帶到香港,因被父母拋棄,過去九年都和外婆居住香港,由於沒有居留權,肖友懷只能過著沒有身份、擔驚受怕的生活。日前,外婆因擔心自己死後外孫沒人照顧,又及看到清水灣以一名15歲少女因類似於那因從公寓跳樓自殺,決定向當局自首。入境處最後向肖友懷發放臨時“行街紙”,肖卒之暫時成了有身份證明,能上學的“正常人”。

但亦是“行街紙”發放後,香港社會意見更加分化。先是網民在Facebook等社交媒體上分別以“左膠”、“港獨”相互稱呼支持或反對懷仔留下的人,之後是香港本土力量和熱血公民組織在同意接收懷仔就讀的大成小學以及立法會議員陳婉嫻辦公室樓下抗議,聲稱要“代表全香港市民”“保衛香港”。另一邊廂,黃秋生等人則發帖表態“冷漠的人,得到的回報也是冷漠”,呼籲要以人道主義為上,支持讓懷仔留下。

不用多想亦知道,網上的言語,抗議的用詞,比筆者轉述的要激烈極端得多。事實上,香港近年來都似乎陷入了一個怪現象:無論遇到什麼社會議題,最後大多變成兩派對立,互相貼標籤對罵的簡化邏輯。你支持懷仔留下?哦,左膠,親中,賣港!什麼?你反對懷仔留下?反共,反中,港獨!而在呈現這些標籤的同時,甚少有可靠理據支撐。除了謾罵,就是無止境的陰謀論——“個肥仔咁大隻先12歲?你信啊?”

簡單點來說,社會共識繼續分化,甚至已經破裂。

1989年,哈貝馬斯(Harbemas)將“公共空間”這個概念形容得淋漓盡致,並提出公共空間應該是一個理性的(rationa),文明的(civil),公開的(open exchanges)的場所。雖然社會上有代表不同利益、族群的“競爭性空間”(competing spheres),其有序本質不應有變。

反觀今日之香港社會,好好的網上公共空間被“旗幟鮮明”的派系分割,不僅派系之間似乎無商量餘地,一點共識都沒有,甚至連網上這個本來可以自由交流推動共識的輿論場也完全失效,大家“雞同鴨講”。不過這並不是只是香港現象,大陸學者孫立平甚至早在2005年就撰文宣言說過的“改革共識完全破裂”。此後,我們看到互聯網上的公共知識分子聲譽盡失,“左”派稱自由主義分子“公知”,右派則稱對手為“五毛”。無論是香港還是大陸,“公共空間”儼然成了一個病態的,極端政治化的,毫無共識的不文明非理性空間。

到底是哪裏出錯了?

雖然不想用幾近cliche的“言論自由”去解釋這一現象,但筆者認為,這的確和近年來中共的保守化趨勢有關。不論是前些日子傳出的“9號文件”,還是“新鮮出爐”的所謂習近平“互聯網亡國亡黨”言論,都令社會看到本屆領導層對意識形態的管控決心和力度。其產生的結果,就是知識分子內部乃是社會各界人士看到自己必須take side,要不,從政治批評者的角色轉變到支持者以自保甚至成為“國師”,要不就“破罐子破摔”,從倡導理性推動漸進改革到呼籲革命。如果說1989到2010年之間,“左”派右派還能嘗試聆聽,理解和尊重對方觀點,在經濟自由主義佔上風,社會改革前景尚好的情況下尋求共識,循序漸進,那麼近年來兩派則是在輿論空間萎縮,無法完全公開自由討論社會政治經濟議題的大環境下勢成水火,道不同不相為謀,乃至漸行漸遠。

回到懷仔這一樁看似“事小”的事件,反映不過又是一次社會共識破裂下社會議題被過分政治化的例子。懷仔的case可以憑一張臨時行街紙解決,然而深層的社會共識問題,又能通過什麼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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